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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社会篇:古人工作,什么行业最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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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古代的“钱”长什么样子

   钱,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人为其奋斗终身。古人也是如此,司马迁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至理名言。古代的钱是什么样的呢?

   人类最早没有货币,都是以物换物。交换的过程中,有些物品受大家普遍欢迎,而且价值比较好估计,就慢慢演化成了早期的货币。人类文明最早的货币多是贝壳。因为贝壳可以做装饰品,受到大家普遍欢迎。贝壳小巧坚硬,便于携带和保存,也适合做货币。另外,对于地处内陆的早期中国文明来说,贝壳不易获得,具有稀有性,不易贬值。汉字里跟钱有关系的字大多是“贝字边”,原因就在于早期货币为贝壳。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贝壳慢慢失去了货币的功能,人们开始铸造金属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金属货币种类庞杂,一国一个样,有刀币、布币、鬼脸钱等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货币的形制统一为圆形方孔钱。圆形方孔钱的形制从秦朝用到了民国初年,以至于古人亲切地将钱代称为“孔方兄”。

   从秦朝到清末,中国主要有三种货币形态——铜钱、纸币、银子。

   古代铜钱的形制是圆形方孔,但不同朝代的铜钱名称却不同。秦朝叫半两钱,汉代叫五铢钱。五铢钱从汉武帝用到唐高祖时期,共铸造了7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历史最久的货币。唐高祖开始,改铸“开元通宝”。开元通宝背面有一个指甲印大小的月牙纹,关于此月牙纹的来历,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最传奇的说法是:后宫一位嫔妃拿开元通宝蜡样观看,不小心在上面留下了指甲痕,工匠们也不敢擅自去除印痕,所以铸出来的开元通宝上都有月牙纹。货币史家彭信威则认为:开元通宝上的月牙纹可能是受了波斯等国钱币上星月纹的影响。唐朝的确是一个受胡人文化影响较大的朝代。从开元通宝开始,后世铜钱都称作“某某通宝”或“某某元宝”,沿袭了1300多年。

   历史上最后一种帝制时代的铜钱是袁世凯称帝时北洋造币厂铸造的“洪宪通宝”。民国时,福建还发行过一种“福建通宝”,为了有别于帝制时代的铜钱,福建通宝采用圆形圆孔形制。古代铜矿开采能力不如今天,而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又很大,经常出现铜不够用的情况,这就导致了“铜荒”和“钱荒”。“钱荒”严重的时候,政府就会不得不铸造铁钱来补充。铁钱是中国货币史的奇葩,断断续续存在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尤其在宋朝曾大量出现。

   古代也有纸币,例如宋朝时的交子、元明两朝时的宝钞等。但是纸币在古代没有相应的发行储备金,缺乏信用担保,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形同废纸。清朝政府吸取了元明两朝的教训,对纸币发行非常谨慎,在前期基本没发行纸币;后期,由于围剿太平军和自然灾害导致的财政窘迫,无奈在咸丰年间发行过“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两种纸币。但它们也没逃离迅速贬值的命运,不到十年就停用了。

   在宋朝之前,银子基本不在市面上使用。宋朝用银子也少,银子成为市面普遍流通货币得是明朝之后的事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明朝之前我国白银的开采量十分有限,想用白银也没有那么多。明朝时,新航路开通,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使白银有条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学者估算,明末100年间,海外流入的白银约有14000吨,是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货币用于支付,而白银的购买力远高于铜钱,更适合做大宗交易。最后,国家政策的导向发生了改变。明初时也曾禁用白银而用纸币,但是纸币贬值太快,国家不得不解除白银禁令。张居正主政时实行“一条鞭法”,更是鼓励用白银支付。上述原因导致白银从明朝开始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并形成了“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延续至晚清。明清两朝,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

   黄金在古代一般不作为流通货币,只作为储藏和支付的货币使用。贵族经常用黄金支付,比如皇家赏赐或进贡。使用黄金最土豪的时代当属西汉,史书中关于西汉大手笔用金的记载数不胜数。比如汉武帝一次性就赏给卫青20万斤,合今天大约50吨。而西汉以后,就不见那么多的黄金赏赐了。这是为何呢?一种说法是汉朝的黄金大部分随着皇帝和贵族陪葬埋在地下了。还有种说法是汉朝赏赐的“金”并不都是黄金,有一大部分是铜。

   到了近代,我国流行四种硬通货。除了黄金和白银(银元)外,还加入了美元和鸦片。这四样硬通货的颜色不同,也被称为“黄白绿黑”四大硬通货,成为最后的四种“钱”。

   50 古代一两银子值多少钱

   影视剧里经常有古人花银子的场景,那么一两银子值今天多少钱呢?我们来具体算算。

   古代的度量衡与今天不一样,明清时的一两大约合37克。今天纯银的价格每克约3.5元,仅从银子价格考虑,一两银子大约值今天的130元。然而,这种单纯用银价来衡量的方式是不能反映古代银子的价值的。白银的开采难度古今差距很大,市场投放量和稀有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应该衡量的是古代银子在当时作为货币的购买力,而不是单纯的白银价格。衡量购买力,可以找一些古今都有的商品作为衡量中介。

   先看看宋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宋朝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铜钱,一贯铜钱等于一两银子。一枚铜钱为一文,一千文为一贯。因为古人用绳子贯穿一千枚铜钱的中孔后拴在一起,所以叫一贯钱。因此古人用成语“腰缠万贯”形容富有。然而宋朝的一贯钱经常“缺斤短两”,因为一千文太多了,使用时很少有人当面清点。这就使贪婪者有空子可钻,事先偷偷在一贯钱里拿出来一些,以少充多。后来,大家为了避免吃亏,也都跟着这么干。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了定制,一贯只剩下七八百文,这就是宋朝的“省陌制”。省陌制的问题学界也在争论,没有定论,咱们姑且还是按照一贯一千文来计算。

   宋仁宗时期,米价是六七百文一石。今天我们吃的普通散装大米,超市的价格是三四块钱一斤。宋代的一石约合今天的118.4市斤,一石米在今天值450元左右。也就是说,宋朝的“六七百文”相当于今天的“450元”,算下来一文钱差不多是0.7元,一两银子差不多合700元。

   我们再找几个衡量中介来检验一下。《东京梦华录》是一部记录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社会生活的文献,书里说东京汴梁的夜市卖一种叫“炒肺”的小吃,一份不过二十文。这个炒肺,应该类似于今天的羊杂汤或卤煮之类的小吃。今天北京街头大排档的这种小吃价格,应该在15元左右。算下来,一两银子合750元左右。这个结果,跟刚才用米价衡量的结果差不多。

   宋朝笔记小说《青琐高议》记载:庆历年间,“都下(都城)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由此可知当时市场上杀一只鸡需要十文钱,今天市场上帮人杀鸡大约是8元钱,这样算下来一两银子合今天800元。

   综合以上的计算,宋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合今天的七八百元。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明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明朝万历年间,米价维持在半两银子一石。明朝一石等于十斗,考古工作者曾测量出明朝成化年间的铜斗容量为9635毫升,1000毫升米的重量为1.5市斤左右,算下来一石米约为145斤。今天145斤大米500多元,可知明朝一两银子买两石米,相当于今天的1000元多一点。

   成书于明朝中后期的小说《金瓶梅》记载,西门庆聘请温秀才做秘书,每月工资是三两银子。如果按照前面说的“一两银子合今天1000元略多”来计算,三两银子就是3000多元钱。秀才在古代的考取难度,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西门庆所生活的地方是个县城,今天在县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也就是三四千元。可见,这个计算结果比较靠谱。

   最后我们算算清朝时银子的购买力。清朝乾隆年间,湖广、江西地区一石米的价格在一两半与二两银子之间。清朝的一石和明朝大致相当,大约合今天145斤。按照今天的米价作为衡量中介计算,清朝的一两银子大约合今天350元。

   历史学者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中指出:乾隆时期的中等农户,年收入约三十二两银子。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一户农民家庭的年均收入有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如果按照一家两个大人计算,2017年一户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在27000元左右。如果清朝的三十二两银子与今天的27000元相当,那清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合今天的850元。

   这两种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差距:用米价衡量,清朝一两银子合今天350元,用农民平均家庭收入来衡量则是850元。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清朝中期人口爆炸,农村人口剧增,而生产力水平又没有质的飞越,人多地少导致米价上涨,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所以,乾隆时期农民的财富远不如今天,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计算。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清朝的乾隆盛世,是一个民众“饥饿的盛世”,人均粮食占有量是秦始皇以来的历代最低水平。康熙年间,米价才0.7两一石,到乾隆年间至少涨了一倍,相当于民众的财富缩水了一半,银子购买力就下降了一半。显然,上面两种计算方式,以米价计算出的“一两银子合今天350元”比较贴近乾隆朝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清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随着时代的不同变化较大,在康熙时值700元,到乾隆时就仅值350元了。

   以上就是通过购买力换算古代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宋朝一两银子合700~800元,明朝一两银子合1000元,清朝一两银子合350~700元。

   最后咱们得说明一下,用商品作为衡量中介来换算古代银子购买力,并不是十分科学严谨的做法。因为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今天差距很大,古今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也大不相同,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状况更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以米价作为中介,只能衡量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内的购买力,因为古代的米价波动很大,可能会受粮食丰收或歉收的影响,还可能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影响。所以,我们的计算只能作为一个参照,管窥古代的物价水平,更多则是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罢了。

   51 古人花银子如何找零

   武侠小说里,有很多关于在饭馆吃饭的场景描写。江湖侠客走江湖,吃完饭后经常甩下一锭银子后潇洒而去,找钱都不用!古人真的都这么阔绰吗?

   前面讲过,银子在宋朝才开始在市面使用,明清时期才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也就是说,宋朝之前到饭馆吃饭,你付银锭都没人敢收,这就跟今天在饭馆付账用支票的感觉一样。即使到了宋朝,饭馆使用银锭的概率也极低,因为银锭的“面值”太大了。

   银锭俗称元宝,一般有十两和五十两两种铸造规格。宋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合今天人民币七八百元,十两的银锭就是今天七八千元钱,五十两的银锭就接近四万元了!所以银锭主要用于储藏财富和大宗商品付款,很少在市面流通。就像今人在饭馆吃一顿饭很难消费到七八千元,更不会不找零,除非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古人在市面上最常用的是碎银子,面值要比银锭小许多。碎银子的重量不是标准化的,有大有小,比较随机。所以古人使用的时候会随身带两样东西:一是剪子,二是戥(děnɡ)子。使用时,用剪子剪下适量的碎银子,用戥子称。这种剪子和一般的剪子不太一样,剪刀口很短,剪柄却很长很粗,这样利用杠杆原理可以更省力。戥子则是一种精确度极高的小秤,据说是宋代时出现的。戥子可以精确到厘,一厘大约是31.25毫克。不仅可以用来称银子,还可以用来称金子或中药等贵重物品。古人交易的时候,需要用多少银子,就用戥子称多少付款。戥子是中国古代花银子时必用的计量工具。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一书里曾描述古时购物的人“随身带有钢剪,根据所购货物的价格把银锭铰成大小不等的碎块。每个碎块都需秤出重量:买卖双方都使用戥子”。小说《红楼梦》里也有诸多用戥子的片段,比如第五十一回写道:“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星儿?’”

   古人在交易时用剪子剪银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验证白银的纯度,例如剪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掺假,看断层是否夹铅等。另外,古代经常花钱的人还会在腰上系一个铜铃形状的东西,里面装有蜡块,用于收集铰下来的银屑。银屑积到一定数量,熔化蜡块就能回收成银子。古人在省钱方面也是绞尽脑汁,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大手笔。你在穿越前一定要学会熟练使用剪子,否则穿回去不会花钱事小,如果剪掉手指那就赔大了。

   52 古代下顿馆子多少钱

   上篇说古代下馆子吃饭花不上一锭银子,那吃一顿饭到底能花多少钱呢?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算算。

   下馆子花多少钱,关键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看古人下顿馆子的花费。

   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十五文钱。咱们前面算过,宋代一文钱合今天七八毛钱,十五文就是十二元钱。这个价位不算贵,今天在北京买份卤煮也得二十多元钱。

   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百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苍蝇小馆吃顿饭也就是七八十块钱。

   高档一点的,苏轼《东坡志林》里说“那时三两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五百文钱”,算下来合今天四百块钱左右。

   大饭店就不同了,《都城纪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五千文以上,合今天4000元。

   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万文以上,合今天1万元上下了!不过,还有比官场宴请更贵的,那就是富二代追女生。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请黄蓉吃顿饭,花了大约十九两银子。南宋年间,一两银子能换两千多文钱。十九两银子得折合今天三万多元钱,确实是大手笔!看来,无论在哪个朝代,撩妹子都是个费钱的事。

   我们再看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二十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14000元左右。注意,这还是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看来荣国府确实很有钱!

   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集馨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两千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下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张道台的职位拿到今天来算,比市长大,比省长小,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官员。这家伙一次公款吃喝就花掉两千两银子,以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合今天350元计算,张道台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元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三万多元。嗯,可能是酒比较贵,一桌五瓶茅台,一万块没了!

   53 古人如何“存”钱

   古人讲究“财不外露”,可那时候又没有银行能存钱,古人都把钱藏在哪里呢?

   普通人家没有多少钱,就把少量的铜钱穿成串挂在房梁上,随用随取。古代小偷也被称为梁上君子,为啥小偷爱上房梁呢?因为房梁上有钱!

   古代还有类似存钱罐的小型储钱物件,叫作“扑满”。扑满一般为陶制或瓷制,形状像一把没有嘴儿和把手的茶壶,也有动物造型的,跟今天的储钱罐很像。扑满上方有一条短而窄的小孔,用于投币。有的扑满腹部还有一个凸起的环,用于拴绳子以便悬挂在房梁上。之所以叫扑满,意为“满则扑之”,即“装满了就敲碎取用”。扑满在秦朝就已出现,在汉唐时流行。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依然将储钱罐称为扑满,歌曲《孤独北半球》里就唱道:“记得把想念存进扑满。”

   对于富裕家庭,家财万贯,扑满显然是装不下的。于是,古人就发明了扑满的plus版——储钱坛子。把钱财装进坛子,封好口,埋在自家院子或附近的隐秘处,等今后需要用大数目钱财时,再挖出坛子支取钱财。扑满相当于“零存整取”,储钱坛子则相当于“定期存款”。

   古人埋坛子的时候还会在上面做一番伪装,最搞笑的方法就是在上面立块牌子,写上“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有一种“多层掩埋法”——将装有大量钱财的坛子深埋,再将装有少量钱财的坛子埋在其上方浅层。这样一来,盗贼即便挖掘,往往也只能发现浅层的银子。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家中分家析产,通过记载得知家里藏了20坛银子,但最初只挖出了8坛。剩下的12坛哪儿去了?家人又扩大挖掘面积,将房前屋后挖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挖到。后来有经验的长辈提醒,在挖出8坛的地方继续往下深挖,最后果真又挖出了埋在深层的12坛银子。看来古人挖储藏的银子,真的要掘地三尺啊!

   对于土豪家庭,坛子也会不够用,所以又有了坛子的plus版——钱窖。他们选择自家宅院里最安全的地方挖钱窖,窖口狭小隐蔽,内部空间与地窖类似,可存放上吨的钱财。2010年在陕西华县就发现了一个宋代遗留的钱窖,出土了数吨铜钱。钱窖里的钱财怎么还会被遗忘呢?其实历史上这种事并不少见,多是因为政治动荡或家族变故。例如有的大户人家被抄家了,就掩埋了钱窖,想等他日再回来取,但再也没了机会。又比如战乱突袭,举家被迫搬迁,来不及带走的钱财被遗落在钱窖里。陕西发现的这个宋代钱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年金军南下,主人慌忙南逃,因而最终被历史的沧桑呼啸掩埋。

   古时候也经常发生在老宅里挖出前人储藏钱财的事例,特别是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古城。古代没有“挖出文物上交国家”的规定,在自家宅院里挖出来的财物都归个人所有。宋代的洛阳就经常发生因为在宅院里挖出前代遗留的财物而暴富的事,以至于当时洛阳人买房子还要额外交一笔“掘屋钱”,给卖房人作为可能挖出钱财的经济补偿。文献记载:“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

   除了深埋,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藏钱地方,比如说墙壁的夹层里。《汉书》记载,秦朝焚书坑儒时,孔子的后裔将古籍藏到孔子故居墙壁夹层中才得以保存。后来有钱人就用这个办法来藏钱,一直沿用到晚清民国时期。我还听说过一种清朝时晋商的奇葩存钱方式,就是将银子熔化后灌进地板,这样肯定丢不了。

   近年,经常有老屋拆迁墙壁发现钱财的新闻。2014年,广东雷州一农村祖屋被台风吹倒,清理断壁残垣时在墙壁夹层里意外发现了29枚清末明初时期的银元,价值数百万。2016年,山东一座老屋拆迁,墙壁夹层发现大量铜钱,价值高达千万。如果你的家中有老宅祖屋,不妨拆开墙壁看看,没准儿你就会一夜暴富!

   54 古人一年要交多少税

   作为一国之国民,就要纳税,古今中外皆如此。那古人一年要交多少税呢?我们将以汉朝为例来计算一下。(友情提示:这篇文章涉及许多基础的数学四则运算,“数残”的朋友请慎重决定是否阅读。)

   历史教科书总说汉朝税赋低,其实低的只是田租一项。汉朝老百姓需要交的赋税有很多种。第一部分是“田租”,属于土地税,你有多少田产,就要交多少税。田租一般交东西,例如谷物和刍稿,刍稿就是草料。我们一般说的汉朝“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指的就是这部分的税率。田租在全部赋税中只占小部分。第二部分是“赋”,赋属于人头税,按你家的人口数量交。不同的人,交的标准不一样。3~14岁的少年儿童,交口钱,每人每年交二十三钱。15岁就被看作成年人了,要交算赋,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算赋要交到56岁。如果你家养奴婢了,每个奴婢每年交两算,这笔钱是需要主人交的。养奴婢加倍交算赋的做法是为了抑制豪族大户蓄养奴婢,使自由民减少从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抑制家族豪强势力。如果是商人家庭,也要加倍,每人每年交两算。这是重农抑商的表现,怕大家都去经商影响农业生产。最悲惨的家庭是家里有大龄剩女的,汉惠帝时规定:女子从15岁到30岁还不出嫁的,加倍征赋,最高可达五算。这么做是为了鼓励结婚,多生育人口。剩女到了30岁就不用加倍交算赋了,因为国家也明白:过了30岁还没嫁出去的,这辈子可能都嫁不出去了!

   第三部分是“更赋”,属于代替自己服役的“免役税”。那时的成年男子每年都要给国家服役。比如服“更卒”,就是一年给当地政府义务劳动一个月,挖个水渠,修个城墙。服“正卒”就比较坑了,要去首都给朝廷当兵。好在这种正卒一生只服一次,一次一年。最坑的要属服“戍卒”,每年都要去边境戍边三天。你家离边境近还行,离得远就惨了,戍边三天,路上来回都得走几个月!所以汉朝政府就出了个法子:你不去戍边也可以,但得交钱,国家花钱雇人替你干,一年一次三百钱。

   汉朝老百姓还要交“献费”,献费献给谁呢?当然是皇帝!皇帝天天操劳国家社稷,时时惦记天下苍生,“孝敬皇帝”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这就是皇权专制社会下的狗屁逻辑!汉朝的献费是每人每年六十三钱。

   除了以上按照田产和人口数交的税外,还有以家庭为单位交的“户赋”,以家庭为单位,每户每年交二百钱。

   另外,还有特殊商品消费税。汉朝时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因此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盐是国家专卖,价格很贵,买盐就是变相向国家交税。

   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在汉朝,假设家中有两儿一女,一年交的赋税加起来大约在两千钱,另外还要上交粮食产量的7%。当然,这个交税总额是在你家没有剩女的前提下。如果你有一个成年还嫁不出去的女儿,交的税更多!

   那汉朝的一个家庭收入是多少呢?根据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来看,一户家庭最多能有50亩地,汉朝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大约是两石,所以一户家庭一年大约有一百石的收入。这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要知道,当时一个县令的收入也就是一年四五百石。再按照粮价换算,收成比较好的年头,一石粮食大约是五十钱。一百石就是五千钱,再交给国家两千钱,税收达到了40%左右。你可能觉得这个税率太高了。但秦朝时征收的是“泰半之赋”,意思是税收达到个人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与秦朝相比,汉朝的赋税真的算得上“轻徭薄赋”了!

   55 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三十六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七十二行和三百六十行的说法。这些都只是行业种类的约数,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的确,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只授权广州十三行做对外贸易,其经营的是垄断性业务,所以利润非常高。十三行的行商们,个个都富可敌国。总行商伍秉鉴,在道光十四年时的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折合白银2000万两左右。要知道,当时清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左右。《华尔街日报》对伍秉鉴的评价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商业资产的天下第一大富翁”。可见,伍秉鉴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

   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只存在于特殊时期,是特殊体制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而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

   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赚钱。

   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鱼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润,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另外,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

   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四十四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五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在今天,这个利润率估计也只有贩毒能达到了。暴利之下,私盐贩子自古便富可敌国。甚至有些私盐贩子靠贩卖私盐起家,然后组建军队,起义造反。比如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都是贩盐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

   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送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明清两朝的盐业,是官商勾结获取暴利的典型行业。当时盛极一时的晋商和徽商,就是在盐业特许经营制度下靠官商勾结而起家的。徽商贩盐产业的集中地是交通便利的扬州,扬州盐商有着极高的智商和情商,能够牢牢抓住统治者的心理,时刻想方设法讨好权贵。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扬州盐商都主动请缨负责接驾事宜,把乾隆伺候得非常舒服。乾隆在位时有个叫鲍志道的盐商,他在担任淮盐总商的二十年间,共向朝廷捐银两千余万两、粮食十二万余担,受到政府的多次嘉奖。伺候好了权贵,自然能获得权力的庇护从而赚钱,扬州盐商正因深谙此道才成为明清时期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56 古人有夜生活吗

   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耕型社会,大部分人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时间。在先秦时就已经有的十二时辰计时法中,晚上9点开始的亥时又名“人定”,意思是人得定住了,该睡觉了。其实古人也不是天黑了就马上睡觉,多少还是有点夜生活的。不同阶层的人,夜生活的丰富程度也不尽相同。

   对于广大农村民众而言,天黑后就大多都睡觉了。毕竟那个时代照明太贵了,无论是油灯还是蜡烛,都是普通民众消费不起的,蜡烛得到明清时期才能进入平民阶层。所谓的“挑灯夜读”,那都是古代有钱人家的生活方式。小说《阿Q正传》里,富裕的赵家人为了节省灯油,到了晚上也不经常点灯。

   平民人家如果睡不着,最普遍的夜生活就是借着月光家人一起唠嗑。内容比较正经的叫“讲古”,长者们往往会给后生们讲讲历史故事和礼仪规范,有时候还会讲一些人生经验。长者们谈笑风生地讲古,不光能打发时间,还有社会教化的作用。正所谓“老人不讲古,后生会失谱”。内容不正经的唠嗑就是讲各种邻里八卦,故事笑话,或者一些荤段子,统称为“讲白话”。“讲白话”的内容中,最受欢迎的是民间志怪鬼故事,以及嘲笑讽刺“傻子”的笑话,猎奇与娱乐是古今人皆有的通性。唠完嗑后大家就都上床了,如果还不睡觉,可以“为爱鼓掌”,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娱乐方式。

   城里面稍微好一点,晚上还能听一听巡夜人员打梆子的声音,提醒你注意防火防盗。唐朝之前,城里人想晚上出去逛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有严格的“夜禁制度”,晚上出去上街会挨揍的。唐朝法律就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三国志》里记载,曹操当年执法严格,灵帝宠爱的宦官蹇硕,其叔父晚上出来溜达,犯了夜禁,被曹操处死,从此都城就没有再敢犯夜禁的了。此事足以看出古代的夜禁制度的严格。统治者之所以严格夜禁制度,是为了防止违法犯罪和民众造反,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体制。唐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控制的松弛,夜禁制度逐渐废弛。根据学者考证,扬州城是第一个废止了夜禁的城市。

   到了宋朝,夜禁制度彻底取消,北宋都城开封彻底成为不夜城。每至傍晚,夜市开始,民众可以到酒楼茶坊欣赏音乐舞蹈,有点类似今日的演艺类酒吧夜总会。《东京梦华录》记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伎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开封城里,夜晚最繁华的要属马行街,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烟雾缭绕。蚊子最怕灯油,所以马行街连蚊子都没有。那里娱乐场所众多,除了曲艺之外,卖卦、喝故衣、探博、剃剪、纸画、令曲、讲史等各类娱乐游戏应有尽有。宋朝夜市还有很多地摊大排档,二十文便能买一份小吃,合今天十来元钱。这些夜市大排档的营业时间很晚,有的营业到凌晨,等收摊的时候,早市营业者已经出摊了。古人这种幸福的夜生活只在宋朝持续了三百年,元朝重新开始夜禁,明清循之,于是古人的夜生活又复归沉寂。

   尽管古代常有夜禁,但权贵阶层在自家还是可以通宵娱乐的。他们晚上开夜趴,搞酒会,还有各种海天盛筵。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豪门夜趴,要属南唐兵部尚书韩熙载的夜宴了,其场面还被记录到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里。韩熙载的夜趴里,有琵琶独奏,有六幺独舞,有管乐合奏,场面非常热闹。参加这场夜趴的,不光有官员权贵,还有新科状元,甚至还有韩熙载的和尚朋友。古代的和尚也爱夜生活啊!其实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要想过得好,你都得有钱!

   57 古人的假期有多少

   古人大部分不上班,只有政府官员等少数群体有假期,那他们的假期有多少天呢?

   先秦时期的文献有限,休假制度也无从考证了。但那个时代世卿世禄,官员都是世袭的,当官既是自己的工作,又是日常的生活,既然是给自己干,放假与否也就无所谓了。

   汉朝时,官员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称为“休沐”。沐,是指洗头发,也就是说每五天放假一天让你回家洗头发,顺便探亲。《史记》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为何汉朝把洗头发看得这么重要呢?因为汉朝官员上班是“寄宿”制,平时的吃住都在官衙里。官衙里洗头发不方便,而古人又都是长发,五天不洗就得出油,所以每五天给你放假一天,让你回家收拾干净了再回来为皇帝服务。这样做,也能提升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试想,如果老百姓看见的官员都是胡子拉碴,头发打绺,像叫花子一般,谁还会听你管?汉朝的休沐就如同今天的周末,中国是最早过周末的国家。

   除了休沐假外,汉朝还有节日假。汉武帝时,中国人开始过春节,于是就有了春节假期。另外,冬至和夏至日也可以放假一天。这样算下来,汉朝官员一年的假期总共有60天左右。西汉时,官员还可以花钱买假休。郎官只要出钱给宫中添置财物,就可以出宫购物获得休假。古代老百姓服劳役时可以花钱免役,郎官花钱买假也类似这个路数。

   到了唐朝,官员已经不需要在官署寄宿了,下班后直接回家,于是休沐假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过考虑到官员为皇帝服务太辛苦,唐朝也给官员放假。由于公务繁忙,休假太多耽误工作,所以把每五天休一天改成了每十天休一天,称为“旬假”。那唐朝人的假期减少了吗?并没有,虽然例假少了,但节日假变多了。唐玄宗时,颁布了关于假期的红头文件《假宁令》,规定“元正(元旦)、冬至,各给假七日”。这样,唐朝人比当代提前一千多年发明了“黄金周”。《唐六典》中对官员的节日假记载得非常详细,除了两个黄金周以外,寒食节连着清明节放假四天,中秋节、夏至、腊月各放假三天,像立春立冬等重要的季节节点各放假一天。此外还有宗教节日,比如四月初八浴佛节。据历史学家陈联陞统计,唐朝的节日假总共有53天,再加上平时的旬假,唐朝官员每年的假日至少能达到100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生活最舒服的朝代,假期自然也不会短。《文昌杂录》载:“官吏休假,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立春、清明各一日;每月例假三日。岁共六十八日。”另外,宋朝的地方官衙,每年腊月二十就停止办公了,叫作“封印”,让官员准备回家过年。那什么时候“开印”呢?只要在来年的正月二十前即可。这样算下来,宋朝官员过年时实际能放假一个月。此外,宋朝还有很多奇葩的临时假日。比如太祖父亲腊月初七去世,就曾放了七天假。仁宗的母亲腊月初十生日,就曾放了三天假。真宗时,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的祥瑞之事,又将正月初三日定为“天庆节”,放假五天。这样算下来,宋朝的实际假期加一起比唐朝还要多一些。真心感觉宋人的生活幸福指数达到了古代的高潮!

   到了元明清三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官员工作自然不敢放松,旬假逐渐淡化甚至一度被取消。节日假也少得可怜,明朝《古今事务考》中说:“国朝正旦节(元旦)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最恐怖的是朱元璋时代,他自己是个工作狂,因此也不许员工休息,一年只放假三天。综合各种说法,明清两朝每年的假期最多不超过50天。

   纵观古代假期长短的变化,本质上体现的不光是统治者人性化的增减,也是朝廷对社会管控程度的变化——越是专制的时代,就越需要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官员的假期也就越少。

   58 古人如何寄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古代,寄信是最常见、最重要的信息通讯手段。那古人是如何寄信的呢?有人会想到古代的驿站系统,遍布全国,高效快捷,还有“五百里加急”。但你想多了!驿站是专门给皇家和官府使用的,跟平民没有关系,那个时代“不为人民服务”。

   作为普通民众,寄信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熟人捎带。

   古人一般不出门远行,除非特殊情况,比如说书生赶考。如果是秀才去考乡试,一般去省城,这样省内信件就可以捎带了。如果是举人考会试,那就得进京了,基本上半个中国都能捎带了。

   官员调转或进京述职,也可以帮人捎带信件,前提是你得有个做官的朋友。有的官员朋友太多,出行时帮人捎带信件也会成为负担。《世说新语》就有一则故事:东晋有个官员叫殷洪乔,在豫章(江西南昌)做郡守。他从南京述职后回豫章,当地的朋友就托他捎带信件,好家伙,一共有100多封信!到了南京以后,殷洪乔把这些信全扔到了水里,嘴里念叨:“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乔又不是信差!”其实这事在今天也有类似的版本:你要出国旅行,突然好多朋友让你去免税店帮忙买东西带回来,给你列了长长一个单子,你说烦不烦?

   除了熟人捎带,寄信的第二种方式是找专门的代理人邮寄。亲戚朋友出差可遇不可求,而有的行业则是定期规律性出差,比如说古代的商人群体。商人经常出去行商,走南闯北,速度也快。所以找商人捎带信件是很不错的选择。商人捎带需要付费,一般是几十文到上百文不等,折合今天百八十块钱。送到目的地时,如果收信人热情好客,还会留捎信人吃顿饭。

   另外,古代还有专业的信客,专门以帮人传递信件或物品为业,是那个时代的快递小哥。信客这一职业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余秋雨就写过散文《信客》,对其有细致的回忆。

   古人寄信,都会把信放在密封的细长筒里面,一般是竹筒,这样既能保证信件不被损坏,也能保证隐私安全。这种装信的桶叫作“邮筒”,在唐朝时就有这一称呼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还有用飞鸽传书的,但成功率比较低。距离近一点的还行,远的就很难了,毕竟鸽子没有GPS导航系统。飞鸽传书一般只能飞单程,寄信人从出发地出来时带着鸽子,到目的地把信件拴在鸽子身上,让鸽子飞回出发地送信。你想让鸽子飞到别的地方送信?不好意思,鸽子做不到啊!另外,有些地方的人爱吃鸽子,鸽子送信途中甚至可能“因公殉职”。王老师生活的城市长春,旁边有个伊通县就以烧烤鸽子闻名,很难有鸽子能够活着飞过伊通的上空。虽然飞鸽传书成功率较低,但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办法,用多只鸽子传递内容相同的信件,活着飞回去的概率就大了。

   在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收到家人或朋友的信件是十分不易的事,所以才会倍感幸福,这种幸福感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古人倍加珍视信件背后所带来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纸短情长”。在车马慢的时代,情侣间写一封信寄出,收到时可能已过去半年。所以说那个时代“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不像现在,手机随时可以撩一撩,半年时间都谈完好几场恋爱了。

   59 古人如何运输“加急快递”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家都知道杨贵妃爱吃荔枝。然而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杨贵妃的荔枝是怎么运输的呢?

   首先我们得先了解荔枝的运输距离。杨贵妃吃的荔枝,可能有两个产地,一是巴蜀,二是岭南。巴蜀是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一带,唐朝时那里的气候比现在暖和,盛产荔枝,杨贵妃吃的荔枝可能产自合江或涪陵。岭南即两广和海南一带,至今依然是各种水果的重要产地。杨贵妃当时住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巴蜀到长安的距离相对还算比较近,有二千多里,北上越过秦岭就可到达。尽管如此,唐玄宗为了心爱的人能更快一点吃到荔枝,还动用国家力量,为运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就已修建起四通八达的国家级道路。之后的历代王朝又沿用并扩建,组成了我国古代的全国道路交通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长安南下子午谷,翻越秦岭,通往汉中、巴蜀的“子午道”。唐玄宗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础上,修整开辟出一条更为便捷的路线,并沿途设立驿站,用来运输荔枝,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荔枝道”。

   “荔枝道”上的最快运输速度有多快呢?当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范阳到长安郊外的华清宫相距一千五百公里,六天之后,唐玄宗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可见当时最高的行路速度可达每天二百五十公里。“荔枝道”运送荔枝的速度应该和这个差不了太多,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快马加鞭五天也就送到了,只怕会累死狂奔的“皇家快递小哥”。

   快马运输,道路会很颠簸,荔枝很容易就会被挤压成“荔枝汁”。而且荔枝收获时节的天气很炎热,搞不好就会腐烂变质。但杨贵妃吃到的荔枝是新鲜完好的。《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当时是怎么做到保鲜运输的呢?王老师看过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竹筒保鲜运输法”。采摘下的新鲜荔枝,连枝带叶放于竹筒中并用泥巴密封,这样运输既保鲜又防压。第二种运输法更为用心,可称“木箱低温运输法”。制作一个带夹层的木箱,在夹层里填充棉花和羊毛,将新鲜的荔枝和冰块一起放入木箱内部并密封,便可保证运输时箱内低温保鲜。此方法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冷链运输技术,通过这种方法运输到长安的荔枝,色香味俱全。

   杨贵妃也吃岭南的荔枝。两广地区光照时间长,荔枝的味道更甘甜。《新唐书》中便有杨贵妃吃岭南荔枝的记载:“杨贵妃嗜鲜荔枝,岭南节度使张九章乃置骑传送,奔走数千里至京师。”多说一句,这个张九章,就是那个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大诗人张九龄的弟弟。杨贵妃得宠时,各地官员争相进贡,张九章因进贡荔枝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官至户部侍郎。可岭南到长安得有二千多公里的路程,前面说过,唐朝最快的运输速度是一天二百五十公里。二千多公里的路程,得要10天的时间,荔枝烂了怎么办呢?一种比较靠谱的推测是“荔枝树整棵运输法”:在荔枝将熟还未熟时,就连根带土地将整棵荔枝树移植到盆里,然后用船水运北上。快运到长安的时候,荔枝也快熟了,这时将荔枝摘下,再用驿站快马加鞭运到长安。

   看来,古代皇帝撩妹子也是个技术活。但杨贵妃也因爱吃荔枝而背上了历史黑锅,包括杜牧在内的一大票人,恨不得将唐朝的衰败都归咎于杨贵妃。其实岭南进贡荔枝的历史在汉高祖时就开始了,那时的南越王就进贡过荔枝。到了汉武帝时,还曾将荔枝树移植到长安上林苑。但长安气候养不活荔枝,汉武帝因此还杀了看护荔枝树的人。一直到清朝乾隆时,还有福建进贡荔枝的记载。帝王们吃荔枝没事,杨贵妃吃荔枝就国将不存,这是什么道理?红颜祸水的根源还是在于她们背后的男人,女人只是背黑锅的而已。

   60 古人出行如何认路

   今天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无论是开车自驾,还是背包步行,都不用担心迷路,因为现在的导航设备太发达了。就在十几年前,还没有这样发达的导航设备,司机开车远行,只能靠随身携带的道路交通图。到了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想找一个具体的地方,地图又没有详细标注,那你就得找向导了。那时候,每个城市入城的公路旁,都会有许多“职业向导”,手持一张白纸站在路边招揽生意,纸上写着“指路十元”之类的。这种向导一般都是当地人,对当地的道路交通非常熟悉。

   那在没有导航且交通欠发达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认路的呢?

   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后,但道路交通网还是比较普及的。秦朝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正式建成了连接全国的道路交通网,将以前各诸侯国的主干道路连接起来,并将道路的标准和车轨宽度统一,这就是“车同轨”制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沿袭了秦朝的做法——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国高速路。

   这种政府主持规划并修建的道路,古代称之为官道,也做传递官方信息的驿道使用。官道的主干线以都城为核心,向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和大都市辐射。干线下面又有若干分支,连接地方上所有的城镇。以清朝为例,官道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官马大路”,从都城北京向全国辐射,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干线,这类道路相当于今天的收费高速公路。第二等级是“大路”,主要从省城通往该省下辖的各重要城市,类似今天的国道。第三等级是“小路”,从大路或各重要城市通往下属城镇,相当于今天的省道。所以,沿着官路走,基本能到达全国各个城镇。

   那古人怎么能知道官路的分布和走向呢?靠的也是交通地图,古时候叫作“路程书”。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商人要在全国走南闯北,需要有具体的道路指导,各类水陆路程书和地图就应运而生。路程书记载主要道路的分布和走向,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明朝时最著名的路程书是《一统路程图记》,它既是一部路程书,也是一部行商指南。另外,官员进京述职,也需要路程书和地图指导赶路。据《古杭杂记》记载,宋朝时“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批阅”。

   使用路程书和地图的时候,要如何识别路线方向正确,不走偏呢?古代的主路两旁都栽有树木,可以以此辨别道路的走向。《国语·周语》载:“列树以表道。”路旁栽树的目的,一是能够方便过往路人庇荫纳凉,二是表明路的走向。所以,只要沿着规则排列的树木走,基本不会跑偏。

   那如何判断走了多远呢?古代的主要官道上,官府会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建一座驿站。唐朝时,全国“凡三十里一驿”;宋元两朝,六十里一驿;明朝时,六十里或八十里一驿。驿站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里面可以吃饭、住宿、换马等,但只为官府服务。尽管一般民众不能享受驿站服务,但可以根据驿站判断行路的距离和此刻所处的位置。今天我们在高速路上行车时,就可以通过里程牌来判断目的地的距离。而古代也有类似的“里程碑”。至少从东汉开始,官道上就已经设置了用于判断距离的“堠”。堠是一座小土堆,每五里设置一座,当作判断距离的标记,是为古代的“里程碑”。

   在岔路口如何判断走哪条路呢?古代也有类似路标的指示牌。在湖南邵阳地区,至今还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道路指示牌,叫作“挡箭碑”。“挡箭碑”立于道路交叉口,碑上有字,会标明左走某处、右走某处、前面是哪方、后面是何地。如果没有路标,最笨的办法就是到路口找人问路,一般重要道路的交叉口都是交通要道,即便没有驿站,也会有人烟。还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出行不太爱走陆路,如果有水路能走,一定不会选择陆路。特别是隋朝开通大运河后,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会选择到运河沿线的码头乘船赶路。如果是走运河,基本上就不会走丢,毕竟没有跑偏的机会。

   61 古人上学要花多少钱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是每个家长的心头大事,为此买学区房,报课外班,各种“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费用成为许多家庭开支中的大头儿。那么,古代的学校什么样?学费贵不贵呢?

   中国古代的学校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官学,二是私学。

   所谓官学,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直接创办和管理的学校。中央级别的官学,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太学和国子监。地方官学,就是各级行政区划内官府办的学校,又称乡学或学宫。《周礼》称:“乡有庠(xiánɡ),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级学校的名称,后两个名称我们熟悉,但前两个名称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义的。记得读大学时,我们历史学院大厅有面镜子,上面漆有四个字“荫泽庠序”。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第三个字,更别提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荫泽学校的意思。

   西周时,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学就已经蓬勃发展,形成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官学本身,既是学校,也是政府机构,教师也是由官员兼任。西周的官学是不收学费的,以后历朝历代的官学也大多免费。那官学的经费来源是哪里呢?主要是靠政府拨款,还有士绅商人的捐赠。宋朝时,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官学学生太多了,光靠拨款和捐赠难以满足官学开支。于是,宋朝开创了一种“学田”制度。所谓学田,就是国家拨给学校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并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学的开支。后来中央的国子监也开始实行学田制度。学田制,为以后各朝各代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保证了官学的免费就读。

   官学不光免费就读,有时候还能领到一些零花钱。比如宋代的太学,不光免学费,吃住也免费,学生每月还可领1000文。宋代1000文,其购买力大约合现在的800元,这些钱现在的大学生也够花了,要知道,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纯零花钱。当然,在古代能上官学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学就读的大多是贵族子弟,属于权贵阶层;唐宋之际,官学开始向平民子弟打开大门,但得是学习特别好的才俊。古代官学的免费,有点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学免费。那时候读大学,不光免费,还管吃管住,毕业还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古代的官学也会收一些自费生。比如汉代的中央太学有两类学生,“正式生”和“特别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选拔入学,属于公费生,政府还发俸禄;特别生由地方选送到太学,属于自费生,尽管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没有俸禄,食宿费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学中有些贫寒的子弟,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做小工,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学类似。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古代私学的费用。

   私学的开创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给了普通大众读书的机会。私学的老师不是政府官员,国家财政也不支付其工资。古代官学的老师相当于今天有编制的教师,而私学教师没有编制。私学类似今天的补习机构,上学得交学费,孔子定的学费标准是十条束脩,束脩就是肉干,类似今天的腊肉。这个价格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代吃肉还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干,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上学了呢?也不是。老师也可以不收你学费,但你得帮老师家干活,以工代费,有点像今天导师带研究生的意思。

   后来私学渐渐普及,运营模式也成熟起来。私学的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有地方士绅的捐赠,还有政府的补助,所以个人缴纳的学费也逐渐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为例,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当时半亩地的产出就足够了。清朝人口剧增以前,一户中等自耕农的家里大约能有5亩地。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的上学费用约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62 古人上学累吗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这也是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古人上学累吗?咱们就来考察一下。

   汉朝时的中央官学是太学,其教学制度并不是很严格。没有规定毕业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课和学习都比较随意。但太学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的方法督促学生自主学习。这一点跟今天西方的大学比较像,学校不重视日常考勤,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在考试上见分晓。汉朝太学的考试是一年一次,也叫“岁试”。岁试的考试方式叫“设科射策”。考试前,考官将写有考题的竹简根据难易程度分为两科,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一科,然后进行抽签选题。抽签的方式很有趣,考生任意投射案上的试题竹简,射中哪个就答哪个,有点像今天公园里的套圈游戏。经过岁试,成绩好的可以授官,成绩不好的勒令退学,成绩一般的就继续留在太学读书。这么看来,汉朝人读书完全靠自觉,具体累不累要看个人。

   到了唐朝,中央官学的模式大体上与汉朝类似,但考试的频率大幅度提高。唐朝的考试有旬考、月考、季考、岁考等诸多名目。今天的中学生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模拟考等,真可谓“古风犹存”。另外,唐朝有严格的劝退制度,连续三年考试不合格、在校九年未毕业、旷课太多等情况都会被勒令退学。考试多,规矩多,所以唐朝学生真心比较累。也许是太累的缘故,唐朝设立了固定的假期。每十天休一天的叫“旬假”,类似今天的周末。“田假”和“授衣假”一次休15天:田假在农历五月,让你回家帮助干农活;授衣假在农历九月,让你回家准备冬季衣物。“田假”和“授衣假”类似今天的寒暑假。

   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极大加重了古代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考科举,学生们都是日夜苦读。所以,唐朝之后的学生上学只能更累。

   官学如此,私学也不可能轻松。私学的师资和平台都比不上官学,所以学生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私学没有统一的教学制度标准,各类私塾、书院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时间,一般天亮即入学,下午放学。尽管放学比今天早,但放学后的作业很多。古代科举考试需要熟背经典文献,所以大家放学后得继续背书。必背的儒家经典“十三经”,原文和注释加起来有60多万字,这可不是今天背几首古诗和几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文人谢肇淛有“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的名言,子时是现在的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说明那个时候读书到凌晨是普遍现象,所以才会有这种劝告。

   要说古代上学最累的,还得是清朝的皇子群体。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大发感叹:“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清朝皇子6岁即入学,15岁封爵后方可毕业。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宫,比上朝的大臣还要早,因为要比老师早到一个小时温习前一天的内容。每天的课程也非常繁重。早上5点就要开始上第一节课,类似今天的外语课,学习满语和蒙古语,有时还要选修一些藏语和维吾尔语。第二节课是汉文课,类似今天的语文和历史,不但要学儒家经典著作,还要学《史记》《汉书》等官修史书本朝先辈的创业史以及先帝留下的圣训。这节课时间最长,要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3点左右。最后是体育课,要学骑马和射箭,下午5点才能放学。每天上学期间除了吃饭时间只能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更为恐怖的是,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一年当中只有5天能够休息——春节、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只能提前放学而已。这种严苛的教学模式使清朝皇帝的文化素养都很高,远高于明朝皇帝。所以,别以为生在皇家就能一辈子吃喝玩乐,在清朝当皇子可没那么容易!

   63 古代如何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和实现理想的阶梯,广大文人对科举考试也是趋之若鹜。文学作品里有很多古代文人进京赶考的故事,常常伴随着人生的大起大落。那科举考试到底是什么样的流程?进京赶考又是怎样的操作方式?这一篇我们就以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为例,真实还原一次古人的“进京赶考”全过程!

   很多人将今天的高考类比为古代的科举考试,这种类比并不十分恰当。尽管二者都是考试,但其目的性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今天的高考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资格,古代的科举考试则是为了获得做官的资格。所以从考试目的角度看,古代的科举考试更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但从参加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考试和今天的高考又很像,都备受全国瞩目。因此,高考的规模和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合二为一,就更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了。

   所谓的进京赶考,是指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和殿试,这已经是科举考试后半段的内容了。在进京赶考之前,科举考试还有若干次的资格考试和初级考试。

   正式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必须先通过资格考试。这种资格考试被称为“童试”,童试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童试要经过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试,考试地点为其所在县,一般由知县(相当于县长)主持。县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举行。考前一个月,县衙会公告具体考试日期。考生需要提前报名,报名时要提交三份证明材料——“亲供”“互结”和“具结”。亲供相当于今天的考生基本信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包含本人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历,以确保你家是良民世家。所谓互结,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参考的五位考生写一份承诺书,承诺如一人作弊则五人连坐,这是古代科举防止作弊的无奈手段。所谓具结,是请本县廪生(优等秀才)提供的“认保”材料,证明考生不冒籍、不匿丧、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娼优或皂吏的子孙,本人也未从事过戏子之类的“贱业”。这一环节类似今天的政审。县试一般考五场,分别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策论等。鲁迅就曾经参加过晚清的县试。据鲁迅弟弟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当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在县试后没再参加府试,而是去了南京矿务学堂改读新式学校。

   县试合格者将参加第二级资格考试,叫作府试。府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地点在府城,相当于今天的市。府试一般由知府(相当于市长)主持,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的考生,被称为“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字看着很年轻,但很多读书人一辈子连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岁,年纪大的,六七十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参加“童试”的最后一级考试——“院试”。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连续考两场。院试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的官员,其职能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但与一般省官不同,学政由皇帝直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质类似钦差大臣,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任期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的府或州主持院试。

   院试通过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俗称“秀才”。秀才的社会地位比普通百姓高,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学上学,成绩最好的被称为“禀生”,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考中秀才已经很不容易,按照鲁迅参加的那次县试的人数计算,500余名考生最后录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于8%。

   虽说秀才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因秀才数量众多,在社会上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还没有资格出任官员,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也没人太把秀才当回事,顶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里,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他岳父胡屠户还奚落他“尖嘴猴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当范进考中举人之后,胡屠户就马上变脸了,低三下四地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这前后变化的原因来自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悬殊。那秀才如何变成举人呢?答案是接着考。

   考中秀才之后,考生就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正试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酉年举行。由于考试时间多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主考官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员担任。考试地一般在省城,有专门的考场,叫作贡院。乡试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通过乡试后,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变成举人。

   成为举人之后,就意味着脱离了民众阶层,正式进入了“士”这个阶层,可以做官了。举人不光免役,而且还免税。所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用此方式来逃避国家税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去举人资格后才能用刑,类似于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当然,举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学者统计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为7.26%;清朝人口剧增,乡试的录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鲁迅那次童试秀才录取率8%的比例综合计算,一个读书人从第一次县试算起,到乡试考中举人,其成功率最多不过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录取率为0.8%左右,考举人比这还难,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得疯掉!

   考中了举人,考生还不能忙着高兴,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会试一般在乡试之后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钦定。会试的考试地点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数举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遥远,一般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就要启程出发,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

   举人们进京赶考,需要路费盘缠,这些国家会替他们准备好。清朝顺治年间,参加会试的举人会得到国家给予的路费补助,视路途远近,每人十到二十两不等。顺治年间银子的购买力高于康熙乾隆时期,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币一两万元。另外,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资助路费,一来是对文化的重视,二来是为了结交今后前途无量的官绅阶层。与路费同时发放的,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引,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在专制时代,没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按律治罪。

   举人在出发前还可以到官府领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古代的驿站只为官府服务,民众无权使用。但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驿站没有役夫时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作公车,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黄色为御用颜色)做成的旗帜,旗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四个大字,十分威风。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过路费。沿路的土匪盗贼看到了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抢不到几个钱,且风险极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

   举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赚些路费。比如商人会在行商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税费。举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费,最后还会分到一些钱。还有的举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打起了歪主意,夹带违禁货品来赚钱。光绪年间有位云南新平的举人,进京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共得银三四百两。这些都是举人里的贪财之辈,终究不占多数。

   那到了北京,举人们住在哪里呢?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则住进了“会馆”。所谓会馆,类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用来招待老家来京公干的官员或赶考的举人。大部分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乡口味。因为会馆里经常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名利场。

   在会馆居住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会试分三场举行,一场考三天,所以要自备饭食和油灯。考试的时候,一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其空间类似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了,但会试这关仍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以明朝万历五年的会试为例: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

   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士,从字面理解,是贡给天子的士。成为贡士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清朝殿试的考场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后改为保和殿。殿试只考一天,考完后由皇帝钦点的阅卷官阅卷。阅卷时,每名阅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在试卷上画代表等第的五种符号,最高等第的符号是圈圈。最后,选出十张画圈圈最多的试卷,交由皇帝亲自审阅并选出前三名。

   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所有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三等,分别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就三个人,是皇帝钦点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看到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只是一个排位赛。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士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区别仅在于进士的级别不同,一甲叫作“进士及第”,二甲叫作“进士出身”,三甲叫作“同进士出身”,其实都是进士。

   考中进士后,仕途之路便正式开始了。明清两朝,考中进士后的出路一般有三种。最优出路是进翰林院,翰林院里高官云集,也是高官的培养地。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今天进中央党校进修,前途无量。状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为从六品和正七品,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二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相当于实习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进士的次优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门做官,即做京官。明清时期官场有个说法:“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选择,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职。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职,一般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也就是说,考中了进士,最差也能弄个县长当。

   以上就是以明清为例的科举考试全套流程。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回去考个进士?但要做好心理准备,考进士没那么简单,也许你考到80岁都考不中。清朝时山东就有个叫王服经的进士,考中那年已经84岁。清朝江苏还有个名叫王岩的读书人,86岁通过会试,还没来得及参加殿试就去世了。这两位读书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 古人有身份证吗

   身份证是今天国人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办事时必须携带,否则寸步难行。那古人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证吗?

   古人的确是有“身份证”的,但一般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古代,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证”的大部分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属于职业身份证明。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制度,似乎只在战国时的秦国出现过,其创立者是商鞅。

   战国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有效控制民众,商鞅发明了一种“照身帖”。据说这种照身帖由一块光滑打磨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秦国人必须有照身帖,如若没有便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还规定:民众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时必须携带照身帖,否则关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违者严惩。照身帖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身份证。

   商鞅发明了身份证,最后却因自己的发明“作茧自缚”。商鞅因变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后台支持者秦孝公死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随即果断跑路。然而,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商鞅最终跑路失败。明人余邵鱼的《周朝秘史》对这段故事有详细记载:

   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扮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鞅曰:“吾无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

   商鞅之后的历代王朝,只有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证”就仅局限官员阶层使用了,毕竟他们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时期,官员的身份证是“鱼符”。鱼符的制作材料根据官位品级高低而不同,其中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材质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为银,六品及以下则为铜。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和官位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须出示鱼符,类似于今天的工作证或通行证。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鱼符的使用方法类似于先秦时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虎符是用来调兵的证明,相当于今天的调令;而鱼符是官员人人持有,属于个人的职业身份证明。

   今天,如果谁家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我们常说这家人钓到了“金龟婿”。“金龟婿”这一说法,就是源于唐朝的鱼符制度。武则天之前,唐朝的鱼符是鲤鱼形的。武则天称帝后,怕人们看到鲤鱼会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为“鲤”和“李”同音,遂将鱼符改成了龟形。龟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则天的“武”谐音。这样,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就变成了“龟符”,于是就有了“金龟婿”的说法。

   唐代还将鱼符制度推广到了海外,当时番国使者也都会领到唐朝政府发放的符。这种符以雌雄来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块之多)交给番国来使带回去。该国再有来使,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其真实身份。

   到了宋代,鱼符制度渐渐被废除,官员的身份证变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牙牌的材质不再局限于金属,还有用象牙、兽骨、木材等材料制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种,分别标记为勋、亲、文、武、乐。《明史》记载:“牙牌之号五,以察朝参: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明朝时,不仅官员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也携带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不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还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已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了。

   古代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职业或临时事务时使用。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证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斋和从事宗教事务。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证,以证明自己的正规娼妓身份,方便业务开展。前几年,重庆发现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东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古代商人行商或举人赶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属于一种临时事务身份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它更像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之物。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宁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大肆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并对所辖人口进行登记甄别。1936年的某一天,马鸿逵无意中看到了《史记》里的《商君列传》,眼睛顿时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启发,马鸿逵在宁夏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当时的身份证叫作“居民证”,由白布制成,长7厘米,宽3厘米,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身高、面貌、手纹箕斗形状等个人特征,以这种居民证来甄别“良民”身份。马鸿逵的发明,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65 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主要是对孤儿、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的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和普及,体现的是人性的关爱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尽管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然而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会福利事务最初多由民间承担,比如汉代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这些团体会救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佛教传入我国后,寺庙也能承担一些社会救助职能,《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一个由寺庙养大的孤儿。

   到了宋朝,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代,以至于有学者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代之开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了近代的模样,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就是重要证明。可以说,宋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古代社会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

   与今天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莆田系医院不同,宋朝的施药局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看病时只收本钱,对于特别贫困的穷人还免费发放药物。

   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宋徽宗时普及完善的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宋史》记载,宋徽宗曾下诏:“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主要给患病的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类似一个免费医院。当时规定,凡是有1000户以上的城镇都必须设置安济坊。居养院,主要是针对孤寡老人、穷人、孤儿的居养机构。其中,针对孤寡老人的居养院后来叫作安老坊、安怀坊等,名称不同,性质一样,类似今天的官办免费养老院。在宋朝,凡是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权利进入居养院。居养院中,针对孤儿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院。

   通过名字我们很难猜到“漏泽园”这个机构的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福利性质的殡葬机构。在宋代,凡是无主的尸骨或者因家贫无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负责安葬,安葬的墓地被称为漏泽园。漏泽园的建立,不仅给了贫穷者最后的往生体面,还能有效地改善居住环境和防止疫病流行。

   中国台湾经济史家侯家驹将宋代社会福利评价为“由胎养到祭祀”,堪比今天西方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宋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与文明程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也是本书开篇之所以说宋代是最幸福时代的原因。

   谈及宋代的社会福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朝的社会福利体系大多是在宋徽宗时期完善的。其中,蔡京所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这就有点讽刺了,因为宋徽宗时代被很多后人认为是宋朝最腐败的时期,蔡京也被认为是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来看,这两位老先生不应该干这么多好事啊!这一问题就是历史学界有名的“蔡京悖论”。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在谈及此问题时就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对于这一问题,王老师的看法与顾炎武一致。对待历史,我们应该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把人物脸谱化,而是要将历史人物全面还原——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不能简单扣帽子了事,更不能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价值观而刻意回避历史真相或制造历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可能算不得后世人眼中的“明君贤臣”,但其对古代社会福利事业所作的贡献并不能因此被否定。

   66 古代的孤儿院

   上一篇我们讲了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一篇我们将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儿童福利院详细说一下。

   宋代的儿童福利院叫作“慈幼局”。慈幼局可以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慈幼局的出现,与我国自古就有的一个陋习有关,这个陋习就是溺婴。

   溺婴之风在中国由来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后大人不想养,就放在水里溺亡。古代的溺婴行为多是针对女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之。《韩非子》中就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宋代的溺婴行为也很常见,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记载:“鄂渚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古人溺婴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计划外生子不想抚养;二是古代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养;三是一些穷苦的人家,经济拮据,生了孩子养不起。针对溺婴这种非人道行为,政府设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抚养的办法减少溺婴行为。

   元明两朝,官方的孤儿收养行为一度中断,直到明朝末年有所恢复。到了清朝,脱胎于慈幼局的育婴堂开始普及。我们可以通过清朝育婴堂的运行方式来窥视一下中国古代的孤儿院。

   育婴堂接收婴儿时会记录到达时间,婴儿的五官四肢状况,还会询问婴儿的捡拾地点和捡拾状态等相关信息,将这些都记录在“收婴册”上。育婴堂的婴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清朝的城市里有专门的“收婴设施”,一般是在城门附近安置一个大木箱,人们见到被遗弃的婴儿就会将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会将遗弃在木箱内的弃婴送至育婴堂,还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费。这套系统和今天城市里的“婴儿安全岛”非常类似。

   弃婴者也可以将婴儿直接送至育婴堂。弃婴都是怕人知道的不耻行为,为了避免弃婴者身份公开,育婴堂设有一种保密的“收婴设施”。在育婴堂的外墙,会有一处墙体被掏空,墙体上安装一个大抽屉。弃婴者在墙外侧将抽屉拉开,将婴儿放入后关上抽屉。这种抽屉在墙的两侧都能拉开,听见抽屉里婴儿的哭声后,育婴堂的工作人员就会在墙内侧把抽屉拉开,接收弃婴。民国时期的画家丰子恺就曾画过一幅描绘育婴堂接收弃婴的画作,叫《最后的吻》,画上就有这种特殊的“收婴设施”。

   育婴堂的开支来自于民间资助和政府拨款,属于官民合办的组织。育婴堂里的孤儿长大后,育婴堂还要负责给其安排出路。男孩长大,要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准由娼妓家认养,也不准被领养去当奴仆。另外,还不允许育婴堂向领养者索要钱款。女孩长大,则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女或养媳的婆家。小说《红楼梦》里的秦可卿就是孤儿出身,是由其养父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回的。这里的养生堂和育婴堂是一回事,但清朝叫育婴堂的更多。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与落后。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影子或源头。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我们现代只是短暂的一瞬。从更高的角度看,古代只是我们的上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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