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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文化篇:古人说话,也用文言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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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古人说话也用文言文吗

   很多人以为古人在日常说话时也满口“之乎者也”,担心穿越回去不会说“文言文”,没法和古人交流。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话文。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写文章时用的书面语言。春秋以前,文言文与口语白话文的区别并不大,文言文实际上就是将商周时期的口语简化后变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后的两千年基本没有变过。但口语白话文却一直在变,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响,比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导致的语言变化。唐朝之后,白话文和文言文分离得更加明显,人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古人为何写文章的时候不用白话文呢?这样岂不是更方便读懂吗?白话文尽管容易读懂,但真的不容易写,因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内容,如果用白话文,会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纸张没有发明前,古人在青铜器上铸字、竹简上刻字、丝帛上写字,这些书写材料都十分昂贵,而且书写过程也很费劲。所以,古人为了省钱省力,写文章的时候必须惜字如金,文言文这种精简化的用语就体现了它的优势。打个比方,您正在读的这部书总共十余万字,如果用竹简写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简。如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竹简写成,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省字控制成本。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唐宋普及了印刷术。书写材料便宜了,过程也不那么费劲了,为啥还用文言文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承的惯性,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有表达优势。另外,古代的知识分子用文言文还能提高自己的格调——这样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区分开来,通过体现文化的高低差异来获得优越感。两千多年来,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后,文言文的优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后,随着民众阅读的普及,白话文在书籍文章中的使用数量大大增多。宋代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实际上就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这种话本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产生了一种浅近文言体,即白话小说。此后的畅销类小说基本都用白话文了,这样读起来比较贴近真实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读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读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读纯文言体的《史记》就费劲多了。

   宋朝之后的白话文和今天差别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书上记载过一段宋代官府审问一个妇女的对话,这妇女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和今人说话相比,只是个别字的用法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不影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

   明朝时朱元璋写圣旨也多用白话文,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话文方便点。朱元璋有一道圣旨下达抗倭令,要求抵御海盗,原话是这样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如此简单粗暴的白话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听懂,毫无违和感。

   到了清朝,白话文和今天基本无异。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给大臣写朱批的时候就时常冒出两句白话文,用这样的方式拉近与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他甚至还给大臣写过“你好么?”这样今人常用的口语。

   尽管古人讲话也用白话文,但并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听懂。因为同样的白话文,古人的发音和今天不一样。关于此问题,下一篇会详细论述。

   30 古人能听懂我们说话吗

   前面讲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那穿越回古代,我们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

   根据古汉语学者的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关于古汉语的发音分期,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此处只采用这种较为广泛的说法。)

   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比如说同样是“青青子衿”这句话,三个时期的古汉语发音分别是:

   上古音(周朝、秦朝、汉朝):cen cen cilumu kelumu

   中古音(南北朝、隋朝、唐朝):ceng ceng ci ginmu

   近古音(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初年):cing cing zi gin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蒙,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比如,古汉语发音中有个入声,在今天的普通话四个声调中已经没有了,但是在吴语粤语等方言里依然还有入声。今天的日语和韩语里也保留着一些古汉语发音的元素,所以南方人在学日语发音时会感到一丝亲切,学起来很顺口。

   有的人会感到疑惑: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其实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生切”,取“房”字的声母f,取“生”字的韵母enɡ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fēnɡ了。

   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

   有的朋友还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句尾押韵字为一声或二声)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你就会发现不怎么押韵了。

   古汉语发音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要记住:如果想穿越回古代干大事,一定要选择好时代;否则,你穿回去可能连话都听不懂。穿越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31 中国方言的历史起源

   汉语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汉语方言的复杂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语不同方言间的差异,甚至大过欧洲不同种语言间的差异。比如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用本国语言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之间各自用本国语言交流也基本没多大障碍。但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听江西同事给家里打电话,基本上就像听外语一样,完全听不懂。好像最难懂的方言是温州话,传说抗战时期,抗日武装部队都会用温州人做情报员传递军情,因为不怕被偷听——听也听不懂。

   按照现代通俗的分法,现代汉语可以整合划分成为七大方言,即官话、粤语、吴语、客家语、闽语、湘语和赣语。每一种方言下面又可分为若干片区(大片区也称次方言)。比如官话又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和西南官话等八大片区。其中,北京官话就是普通话的蓝本。同一方言的不同片区之间,差距有大有小。官话的不同片区间的差异就较小,互相之间是可以听懂的。比如我是一个讲东北官话的东北人,去大西北的陕西,能听懂陕西话,因为陕西话属于中原官话;我去大西南的四川,也能听懂四川话,因为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官话之间,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词汇外,彼此间都能听懂。但有的方言不同片区间的差异就非常大,差异最大的是闽语。比如说同属于福建的福州和厦门都讲闽语,但福州话属于闽东片区,厦门话属于闽南片区,彼此很难听懂。

   方言形成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原住民语言的影响、时间流逝导致的自身变化和地理环境的阻隔等,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历史上移民导致的语言分化与聚合。比如,秦朝南伐百越,大量军人、官员移民两广,促成了粤语的形成。再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导致了北方官话语音的变化。所以,每一种方言的形成都有它背后的历史原因。

   有湖北宜昌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他们在外地说话总被认为是四川人。四川话是西南官话的代表,西南官话是云、贵、川、渝等地的方言,湖北也有一部分地区使用西南官话。为什么湖北人要讲四川话呢?其实大家弄反了,并不是湖北人讲四川话,而是四川人讲湖北话。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并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代,而是湖北人的后代。明朝时就有大量湖北人移民四川,更大规模的移民则是发生在清朝初年。明末有个农民起义领袖叫张献忠,据说他小时候随父亲在四川贩枣,被当地人欺负过,所以对川人怀有深仇大恨。他起义造反后,就带着军队从陕西进入了四川,开始大肆屠杀。岷江以北的四川人,被张献忠杀了大半,十室九空。所以清初康熙年间,清廷将大量湖北、湖南民众迁去四川充实人口。因为清初两湖地区是湖广省,所以历史上又称此次事件为“湖广填四川”。当时的湖广人讲的是当地的江淮官话,所以移民到四川后就将江淮官话带到了四川,慢慢融合成了今天的西南官话。所以不是湖北话像四川话,而是四川话像湖北话。

   四川地处大西南,而官话主要是在北方,为何四川话也属于官话呢?刚才说了,四川话来自于明朝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代表则是明朝初期首都所用的南京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将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同时将南京话带到了北京,慢慢形成了北方官话。所以,四川话和北方官话的源头之一都是明朝的南京话,二者都属于官话,四川也成为南方少有的讲官话的地区。只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四川话和北方官话听起来已有差异了,但两地的人彼此听懂是没有问题的。

   再比如说,有的南京朋友去云南旅行,感觉云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和南京话很像。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云南官话也来自南京?还真是!云南最早的原住民并不是汉族人,也不讲汉语。虽然从战国开始就有大量内地人移民云南,但始终未撼动云南原住民占大比例人口的地位。在语言上,新来的内地移民被当地人同化,慢慢地也就不怎么讲汉语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向云南大量移民内地人口。移民来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军队,明朝在云南建立了很多卫、所,相当于军事驻屯区,所以不少军人和军属移民到了云南;另外一类移民就是南京人,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对南京人不放心,认为他们“政治不合格”,所以就强行将大量南京人移民到云南。今天很多云南人的家谱上就会写着,其祖上来自南京。明朝学者顾炎武就说:“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明朝的移民政策改变了云南的人口构成,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开始成为云南人口的主体。大家都是移民过来的,若各自用原来的方言彼此就没法交流了,而南京话使用人数众多,又有政治地位,所以大家就逐渐都用南京话了。到了清朝,又有许多四川和湖广的移民进入云南,新旧移民融合在一起,在南京话的基础上慢慢形成了今天的云南话。明朝的南京话,其地位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通话,也是云南话的源头。所以,今天南京人听云南话会倍感亲切,毕竟五百年前都是近亲。

   有的朋友会产生好奇:中国这么多方言,古代又不能像今天这样大力推广普通话,那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交流时岂不是得用翻译?是的,的确有用翻译的,特别是在对普通话一窍不通的闽语地区福建。文献记载:清朝时有个叫朱潮远的官员到福建办理一个案子,堂审的时候身边就得有翻译在场,否则真听不懂闽语。一国之内,不同地区的人得用翻译才能听懂对方说话,中华文化的确是太博大精深了!

   32 古人如何取名字

   一说到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蒙。尤其是在《三国演义》里,人物之间一会儿称其名,一会儿呼其字。古人的姓、氏、名、字、号都有什么区别?称呼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讲讲。

   今天我们说的姓氏,在古代其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姓,一个是氏。最先有的是姓,《通鉴外纪》解释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意思是说:姓是为了统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创立,实质上就是一个部落族群的族号。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代表族号的姓了,一般取之于地名。早期人类都会住在河边,所以多用江河名为姓。比如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附近。炎帝姓姜,是因为住在姜水附近。

   另外,原始社会早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最古老的姓里面都带有女字旁或女字底,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皆是如此。姓代表一个人的血统,所以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加。这时,原始部落无法承载所有人口,有的人就从部落分出去独立门户。为了给子孙后代区别独立出来的家门,就产生了氏。《通鉴外纪》解释道:“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意思是说:氏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有各自的区别而创立,实质上是一个支脉的徽号。那时能独立门户出去的,多是部落里有实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贵族,否则也不好意思给子孙后代起表家门的氏。平民和女人是没有氏的,他们只有姓。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一个老祖宗的所有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姓,哪个孙子发达了就出去自立家门,为了和穷亲戚们“划清界限”,可以再给自己创个氏。

   先秦时的贵族男子,一般只称氏而不称姓。因为姓是一个血统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而氏更能体现其高贵身份。在《史记》中,司马迁称秦始皇为赵政,很少称其嬴政,因为嬴是他的姓,而赵是他的氏。司马迁的称法,较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嬴政为啥以赵为氏呢?因为秦始皇当年在赵国出生,故以赵为氏。

   到了秦汉时期,基本没人用姓了,所以姓与氏也不再区分了。今天我们说的姓氏,绝大多数情况仅是最初的氏,而并不含姓。

   今天我们说的名字,在古代也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其区别在于“幼名冠字”。所谓“幼名”,意思是说名是幼年用的,一般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后,长辈给取名。所谓“冠字”,意思是说字是成年后才有的。冠在古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民间也有15岁行冠礼的,行了冠礼就代表这个人成年了。成年了就得取个供平辈和晚辈叫的称号,这就是字。

   古人都有名和字,一般来说,名和字的含义是相互呼应关联的,或者说字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亮和孔明意思接近。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古人称呼名和字是非常有讲究的,除了长辈,别人都只称你的字。《岳阳楼记》里,范仲淹写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他的原名是宗亮。平辈之间直呼名字是非常无礼的行为,所以古人骂人时才会“指名道姓”。即便是君主或上级,也不会贸然称臣下的名,除非是想表达不满。但臣下自称的时候,一般会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谦卑。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亮言”,而不是“臣孔明言”,这就是自称名以表示恭敬。

   至于号,则是人的外号,大多是文人给自己取的雅号。“东坡居士”就是苏轼的号,所以世人也称其为苏东坡。有时候号被使用习惯了,人们都忘记了他原有的名字,比如郑板桥,板桥就是号,燮才是名,今人只知道郑板桥,而不知郑燮。人们通常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征取自己的号,比如苏轼号东坡居士,估计他家东面有山坡。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因为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至于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并不是因为爱过六一儿童节,而是代表“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欧阳修本人,合为“六一”,是为“六一居士”。

   33 古人如何计算年份

   所谓纪年方法,是指人们计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过,特别是年份,要有先行后续的概念,以便我们“知远近、较长短”,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纪年的关键,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然后累计。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那么都有哪些纪年方法呢?

   比较早的是“王位纪年法”,即以君主即位那年为纪年起始,累计纪年,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这种纪年方法多见于周朝,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比如《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篇,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齐师伐我”,这里的“十年”指的是鲁庄公十年。《左传》是一部为《春秋》作注解的史书,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左传》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一个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共和元年”。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居然是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尽管纪年方法有很多种,但历史一年接着一年地被记载下来,直到今天。近三千年的历史记载,一年也未中断,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

   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与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在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开始的时候,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但这不叫“改元”,而叫“建元”。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就会改元,以示纪念。比如汉武帝的“元狩”年号,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时获得了一只珍奇异兽,所以改元。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这件事就发生在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个年号,其年号数量在历史上排第三。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则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个年号。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真心不容易,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记自己生活在哪一年。明清两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皇帝,比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年号的使用,还代表着正统与归化。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编纂“明史”,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号而用了明朝年号,康熙皇帝因此震怒,处决了七十多人。

   年号纪年法对东亚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古代的朝鲜、日本、越南也有自己的年号纪年。从唐朝开始,日本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共使用了247个年号。本书出版的2019年,也是日本天皇年号的平成三十一年。日本选年号多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最爱用的是《尚书》和《周易》。就在王老师写这本书期间,日本公布了即将即位的新天皇的年号“令和”,这个年号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的习惯,是第一个从日本古典文献《万叶集》找出来的年号。

   今天我们中国仍在使用一种古代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是利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又名“天干地支纪年”。相传,天干和地支创立于黄帝时,最初用于祭祀与占卜。天干地支纪年使用的时候,先用第一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然后再用第二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以此类推排序纪年。天干有10个,地支有12个,10与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所以每60年天干地支就会轮回一遍。因为每个轮回中的第一个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又将60年称为一“甲子”。

   古人在记录历史大事件时,有的会以年号命名。比如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历就是宋仁宗的年号。岳飞《满江红》里写的“靖康耻”,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的年号。用年号纪年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时间段,但确定不了具体时间点。而干支纪年能够确定时间点,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干支纪年命名。比如甲午战争,甲午年是1894年;戊戌变法,戊戌年是1898年。但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对于时间久远的事,就可能会弄混。所以古人也会将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组合使用,年号在前,干支在后,这样纪年就能更加准确无误。比如《核舟记》中的“天启壬戌秋日”就是这种组合纪年法。

   古代其实还有一种“大事件纪年法”,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为纪年起始。比如黄帝纪年,即以黄帝创制历法那年为纪年元年。辛亥革命时,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纪年元年,使用了一段时间的黄帝纪年,随后被公元纪年取代。民国时期还用过民国纪年,就是以民国建立那年为元年,这也属大事件纪年法的一种。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依然使用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并用。

   因为这个纪年方法的问题,王老师还闹过一个笑话。当年读大学时,我接待过一个台湾大学生夏令营。接待时发现其中有一美女,遂暗中观察,发现她佩戴的名牌上写着出生年份为“76年”,我以为是1976年,当时就蒙了——难道她是老师?一问才知道,此“76年”为台湾地区的“民国七十六年”,也就是1987年。

   纪年方法的演变,体现了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也体现着文明的传承。然而,近年听说有人提议要恢复中国传统纪年方法,更有甚者主张停用公元纪年,美其名曰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但我觉得这种形式主义要不得。已经进入历史的东西,我们尊敬与研究是对的,但真要把作古的东西从历史尘埃里扒拉出来接着用,那就有点哗众取宠了。

   34 元旦与阴历、阳历的起源

   “元”,意为开始、第一。“旦”,意为早晨。元旦,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意思。元旦作为节日,在我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只是最初不叫元旦,而叫元正、元日、元辰等。“元旦”第一次出现是在唐朝。但是古代的元旦和今天的元旦并不是同一天,因为古代的历法与今天不同。

   中国古代使用农历,今天一般也称为阴历。这种称法并不严谨,确切地说,农历不是阴历,而是“阴阳历”。阴历是以月亮绕地球的运行周期为基础制定的历法。月亮一个阴晴圆缺周期是一个月,又叫朔望月。一个朔望月的精确时间为29日12小时44分2.8秒。阴历将12个朔望月定为一年,所以阴历一年是354天多一点。阳历则是以地球绕太阳的运行周期为基础制定的历法,所以又叫太阳历。地球公转一周即一个春夏秋冬轮回是一年,又叫一个回归年。一个回归年的精确时间为365天6时9分10秒。阳历将一年划分成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

   简单说,阴历以月亮为参照,先有月,后有年;阳历以太阳为参照,先有年,后有月。用阴历可以看月亮的阴晴圆缺,用阳历可以看季节的春夏秋冬。早期人类文明大多采用阴历,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因为月亮比较容易观测,30天左右就能观测一个轮回。不像太阳,365天才能观测一个轮回。心疼古代那些阳历的制定者,一年不用干别的,就观测太阳了。

   中国古代最初也用阴历。但阴历有一个问题:12个朔望月是354天,比一个回归年的365天少了11天。这样的话,每过一个阴历年,时间就会提前11天。月份就会越来越提前,和季节对应不上。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中国古人,他们将阴历与阳历相结合——用朔望月来确定月,也用回归年确定年,二者差的天数通过设置闰月的方式补齐。比如说我们用农历时会出现“闰四月”的情况,就是过完了四月又再过一个闰四月。这个临时加入的闰四月,就是为了凑齐阴历与阳历差的天数。

   中国古代的各种传统历法都属于农历的范畴,其原理基本一致。但是,古代我们并不称这些历法为农历。直到20世纪60年代,“农历”的名称才出现,因其历史上长期指导农业生产而得名。农历结合了阴历和阳历的优点,实际上是一种阴阳合历。历朝历代有很多版本的农历,现行农历是沿用了清朝的《西洋新法历书》,它是四百多年前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和中国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

   中国古代的元旦就是按照农历确定的,农历新年第一天为元旦。秦朝时的农历,以十月定为一年首月,所以十月初一是元旦。汉武帝时,使用新的农历,将正月定为首月,正月初一就是元旦。此后的二千年,我们的元旦实际上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改用公历,公历1月1日成为元旦,沿用至今。公历是西方历法,由罗马教皇于1582年颁行,所以又叫西历或西元。周杰伦有首歌叫《爱在西元前》,就是“爱在公元前”的意思。公历是阳历的一种,纪年方式上以耶稣诞生那年为元年,累计计算。耶稣诞生前就是公元前。今年是2019年,就是耶稣诞生后的第2019年。

   因为公历是西方历法,所以公历与中国传统的生肖不挂钩。有的朋友今年元旦发祝福说猪年快乐,那真是日子过糊涂了。习惯上,我们把农历的大年初一看作生肖年的开始。但是严格从历法的角度讲,生肖应该与天干地支的二十四节气挂钩,立春才是一个生肖年的正确开始。

   35 古人如何看时间

   前两篇讲了古人计算年份的纪年法和年月日的历法。那在一天之中,古人又是如何看时间的呢?

   在钟表还没有普及前,古人是通过钟鼓楼来知晓时间的。早在汉朝,我国就有了钟鼓楼报时制度。早期的钟鼓楼设在皇宫内,只为皇家服务。唐朝的钟鼓楼,早晨敲钟报时,晚上敲鼓报时,“晨钟暮鼓”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唐朝长安城实行夜禁制度,晚上不许出来瞎逛了。所以主要街道上都设立了街鼓,跟随着钟鼓楼报时,以便全城都能知道夜禁的开始。暮鼓敲完,所有人都不许出来上主街了,否则就会挨揍。所以如果你穿越回唐朝,一定要赶在白天,否则你小命不保。这不是危言耸听,唐朝真的有因为喝醉酒犯夜禁而被杖杀的例子。

   如果穿越回了宋朝,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宋朝没有夜禁。宋代的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宋人多是夜猫子。夜猫子们夜晚也需要知道春宵几何,所以晚上也得报时。宋代夜晚负责报时工作的,一般是寺院的僧人,他们拿着铁牌子或木鱼沿街报时。古人将夜晚分为五更,每更一报时,所以报时又叫“打更”。这些僧人在天亮时还要兼职天气预报员,顺便报一下当天的天气,非常贴心。

   元明清三朝,不光都城设立钟鼓楼,其他大城市也有钟鼓楼。今天西安的钟鼓楼,很多人以为是盛唐时留下的,其实那是明朝时建造的。

   那钟鼓楼又是如何测算出时间的呢?古人最早通过观测太阳来测时的,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发明了测时仪器“日晷”,利用太阳照出影子的长短和方向来测算时间。古人把时间称为光阴,所谓一寸光阴原意就是日晷上一寸影子的意思。日晷把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小时。日晷最小的刻度合今天15分钟,所以古人管15分钟叫一刻或一刻钟。在古代,一天是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八刻钟。

   日晷在阴天和晚上就没用了,所以古人又发明了不受天气影响的计时器——漏刻。漏刻是往铜壶里装入一定量的水,让它慢慢漏出,通过漏出水的量来确定时间,又叫“铜壶滴漏”。早期的漏刻有一个严重缺陷,由于水位高低不同导致的压力差,会出现“水位高时漏得快,水位低时漏得慢”的现象,这样计算的时间就会有较大误差。到了东汉,科学家张衡改进了漏刻,将其设计成二级漏壶,即增加一个漏壶,让水的高度变小,流得更匀速,减小了时间计算的误差。后世沿用了这种方法,在宋元时期还出现了更为精确的四级漏壶。

   古代还有种更简便的计时工具——燃香。所谓“一炷香的工夫”就是这么来的。古代有专门用来计时的燃香,称为“更香”,更的原意即时间的刻度。更香用燃烧速度均匀的木料制成,有的更香上还嵌有金属珠,燃烧到固定时间时金属珠会掉落,用以提醒时间。宋代时,这种更香随着宋代的商船远行海外,其准确程度让外国人叹为观止。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更香说:“吾人从未见其有大差误,此发明可代自鸣钟。”的确,在那个西洋钟表价值连城的年月里,更香的价格的确更亲民,更接地气。明朝时,一盘更香只需3文钱,可用一昼夜。

   燃香计时是佛教传入我国后才有的。还有很多时间量词也与佛教有关。比如一弹指,合今天7.2秒;还有一瞬,合0.36秒;最快的是一念,合今天0.018秒。“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0.36秒就会失去,的确是太快了。

   明朝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物和商品进入中国。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自鸣钟送给万历皇帝,钟表进入中国古代宫廷。到了清朝,上层贵族和官方已经普遍使用钟表作为计时工具了。

   36 中秋节与月饼的起源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端午同为当今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在历史上,中秋节形成的时间最晚,而且其形成过程还受到了外国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外国不是远邦,而是近邻韩国,那时候叫作新罗。从某种角度讲,中秋节在最初诞生的时候,是不折不扣的“洋节”。

   学者考证,唐朝之前中国并无中秋节。唐朝时,文人墨客喜欢在八月十五这一天赏月吟诗,因为这天的月亮格外圆又亮。慢慢就形成了八月十五赏月的传统,但并未形成节日。唐朝境内有很多新罗留学生和侨民,他们在八月十五有节庆的传统,以纪念历史上这一天曾取得过对外战争的胜利。唐朝文化包容开放,唐朝人很爱过洋节,受到新罗人的影响,就将赏月传统和新罗的节庆相结合,形成了八月十五过节的传统。唐朝文化上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影响了周边国家,也体现在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放”和“收”是唐朝文化的姿态,既能对外输出,又能吸收外来。

   到了宋朝,中秋节已经完全中国化了,风俗习惯已与新罗迥异,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听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不太高兴了,凭什么说我们的中秋节起源于韩国?韩国已经抢了端午节,难道还要把中秋节送给他们吗?莫急,其实韩国在端午节申遗的时候,已经在申请文本开篇申明:端午节原本是中国的节日,传到韩国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了。其实,我们真的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小肚鸡肠,同属于中华文化圈,他们受中国文化影响了两三千年,直到今日依旧喜欢来自中国的元素,这恰恰说明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很大。此外,韩国、日本等国保留了中国文化的诸多传统和样式,实际上是在帮我们传承古风。我们不光不该生气,还应感到自豪。

   后来,中国人有了中秋节吃月饼的习惯。至于为何要在中秋节吃月饼,说法众多,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相传元朝末年,民众不满当朝的统治,纷纷起义。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建议,在八月十五中秋这一天号召民众起事,通知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赠送圆饼子,称之为月饼。饼里面都塞了纸条,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鞑子指的就是以蒙古族人为首的当朝统治者,反元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月饼就是这样起源的。可是经学者考证,“月饼”最晚在南宋就已出现,与杀鞑子没有关系,这只是个传说。

   37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在古代文学作品或者历史剧中,形容古代男子身高时常会说“堂堂七尺男儿”。今天的一尺约等于33厘米,算下来“七尺男儿”身高得两米三!还有更夸张的,史书记载项羽身高八尺,合今天两米六。吕布身高九尺,合今天三米。最恐怖的是孔子,史书记载其身高是九尺六寸。如果真是这样,孔子恐怕是巨人症了!

   难道古人真的那么高?难道是现代人越活越矮了?想想也不大可能——在影响身高的后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饮食营养。而现代的生活条件比古代好太多了,身高怎么会“今不如昔”?

   其实古代的“七尺男儿”并没有那么高,问题是出在了古代一尺的长度和今天是不一样的。我国古代的长度标准在历朝历代都有变化。根据学者考证:秦代一尺是23.1厘米,汉代一尺是23厘米~23.6厘米,隋唐一尺在30厘米左右,宋代的一尺才超过30厘米。

   这样算下来,项羽的身高应该是一米八五,算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身高在今天也不少。吕布的身高是两米出头,这个确实非常高了,但跟姚明比还逊色一些。再来算算有“巨人症”的孔子的身高,现代出土的春秋时鲁国尺,一尺大约20.5厘米,那么孔子的身高应该是一米九六。这么看,孔子的确是一个高大帅气的老师!今天很多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有的孔子像被塑得很高,这的确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七尺男儿”的形象至少在战国时代就有了。《荀子》劝学篇就说:“口耳之间,则四寸耳,偈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如果按照与战国相近的秦尺标准计算,七尺男儿身高也就是一米六多一些!今天的墓葬考古也证明了这一身高。根据秦汉时期的墓葬考古,当时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68米,女性平均身高是1.52米。看来和我们的推测比较吻合。

   现在我国的“七尺男儿”有多高呢?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中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1厘米,女性155.8厘米。怎么过了两千年中国人没长高啊?

   首先,现在的成年人平均身高统计时是包括老年人的。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经过了大饥荒和物资匮乏的年代,小时候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所以影响了身高,拉低了当今的平均身高。另外,全国平均身高不具有全国普遍性,我国身高还存在南北方的地域差异。平均身高比较高的东北人、山东人要比平均身高比较低的四川人重庆人高出七八厘米。另外,前面提到的考古测量出平均身高1.68米,是古代西北人的情况。而今日西北人普遍较高。今天陕西的平均身高能达到1.72米左右,比两千多年前还是高了一些的。

   有的朋友会拿兵马俑的身高质疑我的说法。的确,参观兵马俑博物馆时解说都会夸耀兵马俑身高都是1.85米以上,在兵马俑坑里看起来也的确很高。但是,兵马俑都是带底座的,底座有十多厘米高。除去底座净量的话,兵马俑的实际身高多在170厘米~181.5厘米之间。这个身高比前面计算出的一米六高了许多,因为兵马俑的原型是军人,而且还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当然要选大高个儿了。因此,兵马俑的身高是不能代表当时的普遍情况的。

   所以你要自信,只要有一米七的身高,回到古代至少能是个七尺半男儿!

   38 “学富五车”到底有多厉害

   古人常用成语“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这个成语源自《庄子》一书,说的是战国时的政治家惠施的故事。《庄子》的原文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很多朋友将这句话理解为他读过五车书,的确很厉害!那古代的五车书到底有多少呢?今天咱们就来算算。

   “学富五车”中的五车书,和我们今天的书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书是纸版书,是东汉之后才有的。尽管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东汉并未普及纸版书。直到魏晋时期,因为佛教的传播需要大量佛经,廉价方便的纸版书才在我国普及开来。那在“学富五车”的先秦时期,书是用什么材料写的呢?答案是简牍。

   简和犊是两样东西,区别主要体现在宽度上,简细长,牍则更宽。在制作材料上,两者大体都用竹或木。一般简多用竹,牍多用木,所以又称“竹简”和“木牍”。

   竹简在商朝就出现了,后来在战国时期被广泛使用,一直用到汉朝。竹简的制作方法很复杂。首先得选用上等的青竹裁切成适合的大小和长度。竹简的宽度在0.5厘米到1厘米之间,长度则根据书写内容而固定。如写诏书律令的竹简长三尺(约67.5厘米),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厘米)。民间写书信的竹简一般长一尺左右(约23厘米),字数少的书信用一块木牍就够了,也是一尺长,因此古代又称信件为“尺牍”。裁切后的竹片要拿到火上烤,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竹简的重量,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干燥后防霉防蛀。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来,就像出汗一样,所以这道程序叫“汗青”,也称“杀青”。今天电影拍摄完成时也称“杀青”,这种叫法就是源于竹简的制作工序。杀青后,就可以在竹片上写字了。如果写字时写错了,就用小刀将错字刮掉后重写,以避免一整片竹简的废弃。这种刮错字用的刀叫“书刀”,是古代文人常用的文化用品。竹片写完了,再在竹片上打孔穿绳,将若干片竹简联接在一起,这就是一册竹简了。

   牍大多用木片制成,汉代多以胡杨和红柳作为原材料。牍比简宽许多,能达到6厘米左右,个别的达15厘米以上。单片牍比单片简能承载更多的文字量,所以牍多单片使用,不用联结成册。牍呈长方形,故又叫作“方”或“版”。牍也用来画地图,这就是后世将国家疆域称为“版图”的由来。

   “学富五车”时代的书是竹简,其重量和今天的纸版书不可同日而语。《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有个叫东方朔的人,博览群书,给汉武帝写自荐信,用了3000片竹简,需要两个人抬着才能运到宫殿。一片竹简能写30多个字,3000片竹简就是10万字左右,与您正在读的这本书字数相当,这就足以看出竹简之重。

   那五车竹简有多重呢?台湾历史学者邢义田先生曾考证过,东方朔上书用的竹简重量可达12公斤多。我们计算一下,3000片竹简能写10万字左右,能达到12公斤多,平均算下来每公斤竹简有8000字。古代马车的载重量一般可达200公斤,五车竹简就是1000公斤,算下来大概有800万字。

   800万字是什么概念呢?以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四大名著为例,《红楼梦》约107.5万字,《三国演义》约72.6万字,《水浒传》约92.5万字,《西游记》约83万字,加起来大约355万字。“学富五车”的读书量,大概就是四大名著总字数的两倍。这个水平,今天的中学生基本就能达到。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藐视古人而自称“学富十车”呢?恐怕不可以。首先,古代的文章用文言体,其信息量远远多于白话文。其次,古人读的都是学术著作,四大名著那是白话小说,难度上也不在一个水准。另外,“学富五车”这一成语的本意不是“读”了五车书,而是有五车书的著作,是“写”了五车书的意思!以王老师目前日夜赶稿的速度,穿越回古代,也只能算是“学富五筐”!

   39 古代如何审案

   本篇我们以清朝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为例,讲讲古代审案的那些事。

   杨乃武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发生在同治年间。主人公杨乃武生活在浙江省余杭县,举人出身,家庭富裕。杨乃武家有空闲房子,出租了一间给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及其丈夫居住。这样两家就成了邻居,关系相处得也还不错,空闲时候杨乃武还教小白菜写字。杨乃武比小白菜大15岁,也没啥太多的想法,但是邻居看见两人总在一起出双入对,就开始议论纷纷。古往今来,人们就爱八卦男女之间的事,没有“事”的都会传出“事”来。后来,小白菜和丈夫受不了流言蜚语,就搬家了。可是搬家没多久,小白菜的丈夫就病死了。由于尸体鼻口流血,小白菜的婆婆就认为是小白菜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将小白菜告到了县衙。司法程序正式开始。

   今天司法审判归法院负责,古代则不同,很多官员都有权审案。清朝时,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里最高的审判长官是知县,就是我们俗称的“县太爷”,其“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拿到今天,就相当于县长管审案。知县的断案能力是良莠不齐的,杨乃武小白菜案赶上个年过七旬的知县叫刘锡彤,估计已经老糊涂了。刘知县接到报案后带着仵作就去验尸了。仵作相当于今天的法医,仵作验尸时都会参照宋朝人宋慈写的一本名为《洗冤录》的书,这可是古代法医界的《圣经》。《洗冤录》中,关于砒霜中毒的情况有专门的检验方法:“用银针,刺死者的喉咙,如果拿出来以后银针变暗,就有可能是砒霜中毒致死。”仵作照此做了,发现银针的确变黑了,于是便断定小白菜的丈夫中毒。但是在宋慈的《洗冤录》中还有后续的确认程序:“用银针探喉以后,还需要用皂角水将银针洗一下,如果黑色能被洗掉,银针重新恢复光泽,那就不是真中毒。”这一验证标准叫作“青黑不去”。一心想定案的刘知县和仵作没有进行后续验证,因为刘知县之前也听传闻说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有“奸情”,潜意识里就认定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合谋杀死了小白菜亲夫,验尸时就没有太较真。

   接下来就是堂审。为了获得认罪口供,刘知县对小白菜用了刑。古代刑事审判主要有三种方法:口供、五听和刑讯。“口供”就是让你自己叙述罪行,在古代审判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在嫌疑人陈述口供时,审案者还要进行“五听”,就是根据你的言辞、面色、气息、听觉、眼神来判断你是否撒谎。这个有点类似今天的测谎,尽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用来作最终判断则是很不科学的。如果前两招用了,对方还不肯认罪,那只能放大招了,就是刑讯逼供。在古代,刑讯逼供是合法的,但也有一定的使用限制。唐朝时曾规定,刑讯不得超过三次,打的次数不得超过两百下。如果达到了法定的刑讯次数嫌疑人仍不肯招认,就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是被冤枉了,嫌疑人便可以取保。刘知县庭审时对小白菜用了刑,却没对杨乃武用刑。因为杨乃武是举人,按照法律,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的。

   我们看电视剧里古代的审案现场,官员在下令用刑时都会从案子上的签筒中取出一根签扔在地上。明清审案时,主审官的公案上有四个签筒,签分别写有“执、法、严、明”四个字加以区别。“执”字筒内放的是捉人的签子,相当于现在的逮捕证。其他三个筒分别放着白、黑、红三种颜色的签子,白签每签打一板,黑签每签打五板,红签每签打十板。这种扔签下令的传统,体现的是古代司法“刑以兵威”的精神。主审官以堂签下令,和战场上将军以令箭、令牌发号施令是一个意思。扔令签的时候一定要掷地有声,目的是吓唬嫌疑人。不仅扔令签要声音大,使用刑具时还要往地上用力摔,必须啪啪作响,希望这样能把嫌疑人吓住,直接招供认罪是最好的。

   小白菜受不了刑讯逼供,最后就违心承认了自己与杨乃武通奸并毒杀了自己的丈夫。古代这种靠刑讯逼供搞出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尽管杨乃武拒不承认,但刘知县依然是草草结案,并把案件上报给其上级领导杭州知府。知府相当于今天的市长,掌握一个府的最高审判权。当时的杭州知府是陈鲁,陈知府接案后对该案进行了“复审”,复审相当于今天的二审。复审时,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已经被朝廷革除,这样就可以大大方方对其用刑了。一番刑讯逼供后,杨乃武也承认了自己并不存在的罪行。最终,杨乃武被判斩立决,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在古代,女子通奸并谋杀亲夫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很多都会被凌迟处死。越是保守落后的时代,对通奸这种事处罚就越严重,毕竟太“伤风败俗”了。杨乃武和小白菜复审也都被判了死刑,那他们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判决后就直接拉出去行刑吗?没有那么草率。死刑还需要秋审通过后才能行刑。

   清朝的秋审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地方秋审,相当于今天省高院终审判决;另一个是中央秋审,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的死刑复核。地方秋审时,判处死刑的案件要上报省里,省督抚会同布政使、按察使进行复审。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省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三人共同会审,审判结果为终审判决。地方秋审结果可能有四种,分别为“实、缓、矜、留”。意思分别是:案情属实,量刑合理,维持死刑;案情属实,量刑过重,减刑不杀;案情存疑,发回重审;案情属实,量刑合理,但嫌疑人为家中唯一男丁且父母尚在,免去死罪。这最后一种情形叫作“留养承祀”,现实操作中一般不用。

   地方秋审后仍然维持死刑判决的,要报送到朝廷进行中央秋审。中央秋审时,先是由刑部和内阁大学士等副国级高官会审,拟定出意见,最后交由皇帝亲自裁决。皇帝认为可以执行死刑的就批准,这一最终裁决叫作“勾决”。勾决之后的犯人很快就会被执行死刑了。清朝的中央秋审一般在农历八月,时值秋季,所以随后的执行死刑又叫“秋后问斩”。从汉代开始,中国就有秋冬季执行死刑的规定。古人认为凡事都该顺应天时,秋冬是万物肃杀的季节,因此是执行死刑的“好日子”。

   咱们继续说回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在复审死刑后,一只脚就已经迈进了鬼门关。但就在等待秋审的过程中,杨乃武的家人进京告了御状,相当于今天的进京上访。我们看电视剧里的告御状大部分都是告到皇帝或者宰相那里,但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哪有那么容易让你见到皇帝或宰相?一般告御状都是告到都察院、刑部或步兵统领衙门(俗称九门提督),分别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纪委、司法部、公安部。杨乃武的家人将御状告到了都察院。

   此时,上海的《申报》连续报道了杨乃武小白菜案,就像上了今天的微博热搜一样,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也惊动了两宫太后,那时候掌握国家实权的是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此案最后交由刑部重审,刑部尚书桑春荣亲审此案,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亲自挂帅审案。重审时,开棺重新验尸,一位在刑部任职六十年的资深老仵作参照《洗冤录》的验尸方法,证实小白菜的丈夫并非中毒身亡,而是得病而死。最终,杨乃武和小白菜得以平反昭雪。慈禧当时也想借这个案子整顿一下浙江官场,就要求严肃追责所有涉案的渎职官员:刘知县被发配黑龙江,其他三十多名官员也都被革职、充军或查办。

   通过对杨乃武小白菜案的考察,你应该对我国古代的司法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穿越回去,遇到了昏官,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记住:告御状要去都察院!

   40 古代犯人流放到哪里

   流放是很古老的一种刑罚,先秦时代就已有之。那时候最著名的流放,是商朝权臣伊尹把国君太甲给流放了,让其闭门思过,史上称“伊尹放太甲”。流放最初只是针对权贵阶层的,被流放的大部分是政治犯,后来才开始针对普通民众。到了唐朝,流放成为“笞、杖、徒、流、死”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在古代,流放是很重的罪,仅次于死刑。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以为流放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换个地方生活。古代可并不是这样,安土重迁的古人,即使到朝廷当了大官,退休后都要回到原籍养老,对背井离乡是非常不能接受的。而且古代流放地点的选择,是罪行越重流放越远,一般都是流放到偏远落后的苦寒之地或烟瘴暑热的偏僻海岛。流放地经济落后,医疗匮乏,环境恶劣,生存条件非常差。赶往流放地的路途艰难又坎坷,很多人在路上就病死了。重刑犯到了流放地,要么做苦役,要么充军。罪行轻一点的,或被贬官的政治犯,到了流放地可以自由生活,但也极其艰辛。

   古代的流放地主要有哪些呢?下面就来介绍几个古代的流放“圣地”。

   房陵,现为湖北十堰市所辖地区。被流放到这个地方的,大多数是权贵阶层。比如秦灭赵时就曾把赵王流放到这里,汉朝时犯罪的皇亲国戚也被流放到这里,唐中宗李显也被母亲武则天流放到这里。历史上房陵被流放的君主就有16位,显贵更是不计其数。

   岭南,就是今天的两广和海南。别看这个地方现在经济发达,在古代可是落后的“蛮荒之地”。韩愈当时就被流放到岭南的潮州,一到潮州就被当地的食物给吓蒙了——天啊,这吃的都是什么妖魔鬼怪?不行,我要回去!然后他就给皇帝写了悔过书,不久就被皇帝特赦回去了。其实吓蒙韩愈的菜就是生蚝,今天是美味佳肴,但在韩愈那个时代却是大多数人未见过的怪物。宋朝有祖训“不杀文臣士大夫”,所以犯罪的文官大多都流放了,他们的主要流放地是岭南的海南岛,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海南有个流放“圣地”叫崖州,就在今天三亚市的崖州区,距离三亚市区四五十公里,是三亚的“源头”。我去三亚的时候还特意去了趟崖州古城,感受下古人的“流放”。今天三亚可是国人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但在古代却是犯人的流放地。不知道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文人会不会感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东北在明清时叫满洲。清朝政府比较喜欢将犯人流放到满洲,因为这里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属于军事禁区,比较安全。另外,满洲人烟稀少,想跑都跑不了。东北最有名的流放“圣地”莫过于今天黑龙江海林和宁安一带的宁古塔了。看清宫戏,经常会听到官员犯罪了被判“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如果再加一句“永世不得入关”,那基本上就等于判死刑了。那地方冬天太冷了。另外,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当地的军人做奴仆,天天做苦役,可能两三年就被折磨死了。还有很多人在去宁古塔的路上就已经死了,清代文人中就流传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古代流放到四川、贵州、新疆、蒙古、河北沧州的犯人也不少,去的都是偏远落后之地。很多人会疑惑:被流放的犯人为啥不逃跑呢?一是跑不出去,流放地偏远,周围渺无人烟,跑的路上都有可能被饿死。另外,重刑犯流放前还会在脸上刺字,跑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一般左脸刺罪名,右脸刺流放地名。最倒霉的是清朝,要刺满汉两种文字,那画面,想想都脸疼。如果流放地的名字比较长,那就悲剧了,比如说流放到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有没有感觉到“脸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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